[求助]求一只怪物

三翼饕餮

以下是引用唔在2005-5-18 12:12:11的发言：




[em01]恩，我说.................................饕餮是上古魔兽来的

[em01][em01][em01][em01][em01][em01]

对哦,貌似叫魔兽比较恰当.....活活活.......轩辕里头的饕餮最拉风了.........

唔

以下是引用三翼饕餮在2005-5-19 12:52:01的发言：


对哦,貌似叫魔兽比较恰当.....活活活.......轩辕里头的饕餮最拉风了.........

[em09]轩辕里头的饕餮是怎样的？没见过，能贴一下图吗？

唔

<HR>
以下是引用F9111942F在2005-5-19 12:44:14的发言：

饕餮：山海经里称其为“狍鸮”，山海经里的描叙和《轩辕剑》里的形象有出入。山海经里说饕餮长得像羊，但是眼睛长在腋窝下面，十分凶猛。并且说饕餮是龙九个儿子中的一个，异常贪吃。在很多游戏里，一般都是仅次于蚩尤的BOSS级怪物。


共工：中国上古神话中的水神。曾经与火神祝融PK，结果打不过祝融，一怒之下一头撞向撑天的“不周山”，把山撞塌，于是地一下子倾斜到东面，这就是造成江河由西向东流淌的原因。既然是上古水神，又能把撑天的不周山撞塌，估计应该是类似于希腊神话中的泰坦神---体形巨大。中央电视台曾经拍过一个动画片《中华上下五千年》，把共工塑造成一个脾气暴躁，下半身长得像龙的神。

  
“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的传说有多种版本 ，其中有：


























还有：

       赑屃：(音bixi)也称龟趺。形状像乌龟，好负重。长年累月地驮载着石碑。人们在庙院祠堂里，处处可以见到这位任劳任怨的大力士。据说触摸它能给人带来福气。

　　狴犴：(bihan)又叫宪章。相貌像虎，有威力，又好狱讼之事，人们便将其刻铸在监狱门上。虎是威猛之兽，可见狴犴的用处在于增强监狱的威严，让罪犯们望而生畏。

　　螭吻：(chiwen)也叫鸱吻、鸱尾、好望等。形状像四脚蛇剪去了尾巴，这位龙子好在险要处东张西望，也喜欢吞火。相传汉武帝建柏梁殿时，有人上疏说大海中有一种鱼，虬尾似鸱鸟，也就是鹞鹰，能喷浪降雨，可以用来厌辟火灾，于是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顶之上。

　　椒图：形似螺蚌，好闭口，因而人们常将其形象雕在大门的铺首上，或刻画在门板上。螺蚌遇到外物侵犯，总是将壳口紧合。人们将其用于门上，大概就是取其可以紧闭之意，以求安全吧。囚牛：形状为有鳞角的黄色小龙，好音乐。这位有音乐细胞的龙子，不光立在汉族的胡琴上，彝族的龙头月琴、白族的三弦琴以及藏族的一些乐器上也有其扬头张口的形象。

　　蒲牢：形状像龙但比龙小，好鸣叫。据说蒲牢生活在海边，平时最怕的是鲸鱼。每每遇到鲸鱼袭击时，蒲牢就大叫不止。于是，人们就将其形象置于钟上，并将撞钟的长木雕成鲸鱼状，以其撞钟，求其声大而亮。

　　饕餮：(taoqie)形似狼，好饮食。钟鼎彝器上多雕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由于饕餮是传说中特别贪食的恶兽，人们便将贪于饮食甚至贪婪财物的人称为饕餮之徒。饕餮还作为一种图案化的兽面纹饰出现在商周青铜器上，称作饕餮纹。

　　狻猊：(suanni)又称金猊、灵猊。狻猊本是狮子的别名，所以形状像狮，好烟火，又好坐。庙中佛座及香炉上能见其风采。狮子这种连虎豹都敢吃，相貌又很轩昂的动物，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由于佛祖释迦牟尼有“无畏的狮子”之喻，人们便顺理成章地将其安排成佛的座席，或者雕在香炉上让其款款地享用香火。

　　睚眦：相貌似豺，好腥杀。常被雕饰在刀柄剑鞘上。睚眦的本意是怒目而视，所谓“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报则不免腥杀，这样，这位模样像豺一样的龙子出现在刀柄刀鞘上就很自然了

       貔貅：传说古代龙生有九子，貔貅排行为第三，生性勇猛无比，以金银财宝为食，没有排泻器官。故而古代传说中貔貅有招财聚宝之象而广为人间所称颂而渴求。自古以来，都被皇帝视为招财异兽，为巩固朝廷财政，历代都有朝廷专用玉石雕刻的貔貅置于财政府门前，已示江山永固，国泰民安，招财益寿及兼有千秋百世财源广进之吉祥象征。 在古代私藏貔貅会被认为有劫财窃宝之杀头之罪的，朝廷官宦及地方富豪为终身之荣耀而获百世之荣华富贵，也不怕因私藏貔貅有被朝廷杀头之嫌而私下收藏玉兽。可见自古以来私藏玉兽貔貅历来都是秘而不宣的，这可能也就是一直以来，民间很少知道有玉兽貔貅的原因之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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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华上下五千年》我也看过，里面的共工形象就是《山海经》里的“共工氏蛇身朱发”。

三翼饕餮

饕餮：(taoqie)形似狼，好饮食。钟鼎彝器上多雕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由于饕餮是传说中特别贪食的恶兽，人们便将贪于饮食甚至贪婪财物的人称为饕餮之徒。饕餮还作为一种图案化的兽面纹饰出现在商周青铜器上，称作饕餮纹。
错鸟.....是taotie啦......
其实我给自己起这名就是想让自己多吃点....偶一点都不贪婪滴...........
[em06]

唔

三苗之族
史籍关于三苗的称谓不一。除称之为“三苗”外，尚有“三苗民”、“有苗”、“有苗氏”、“苗民”之说。其实一也。
三苗所指为何？可分别为“国”名、“君”名和“族”名的代称。这需视文中内容而定，不可一概而论。须加说明的是：这里所谓国、君、族，均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涵义有别。为便于叙述，只是借用旧说而已。
三苗多指国名，这是汉、唐以来历代经学家的一致看法。《尚书·舜典》注[1]：“三苗，国名”，又引马融、王肃云“国名也”；孔颖达疏：“昭元年《左传》说，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观扈，知三苗是国，其以三苗为名，非三国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吴起云：“三苗之国”。（按，今本《战国策·魏策二》作“三苗之居”，张守所引当有所本。）《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作“三苗之国”。不仅注家，而且有的著述中也直呼三苗国名。如《山海经·海外南经》、《博物志》卷八均称“三苗国”。可见，三苗为国名，这是无疑的。此间所谓“国”，是指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
三苗又是三苗国君的省称。据《尚书·吕刑》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此制虐刑者，除按注疏释为“三苗之君”、“三苗之主”、“五虐之君”外，别无他释。《尚书·益稷》中所说：“苗顽弗即功”，不言而喻，此不得就官者当为“苗”长。至于今本《竹书纪年》卷上所记“有苗氏来朝”，则当指其君或代表其君的使者。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此“国君”，是指当时的部落联盟酋长。
三苗还可作民族或更确切地说指部族名。对此，看法则不一致。近人朱希祖曾在《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驳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说》一文中，认为“三苗乃国名，非种族名”。此说过于绝对，因为“国家”乃是由一种或多种民族所组成，未可截然分开。其实，三苗在著述中又往往作民族解，这从下面所论三苗的民族属性中可证。
在三苗疆域内三苗之君统辖下的三苗族，究竟是怎样一个民族呢？从其世系、地望、民族特点诸方面来看，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别于华夏系的民族。
一、世系不同。文献可征者，可以直溯至黄帝时官缙云氏。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昔帝鸿氏有不才子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谓之檮杌，缙云氏有不才子谓之饕餮。舜臣尧，流“四凶族”，“投诸四裔，以御螭[-]魅。”马融、王肃均认为：三苗即缙云氏之后，号饕餮。这是世所公认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三苗即饕餮，被怀有民族偏见之人目为只能投诸四裔的“四凶族”之一，说明三苗与当时的中原民族不同。又，据称饕餮“非帝子孙”（杜预语），说明三苗并不崇奉华夏族传说中的始祖黄帝。（二）三苗之先缙云氏应是“南蛮”之人。据《左传·文公十八年》孔颖达疏：《左传·昭公十七年》称“黄帝以云名官，故知缙云黄帝时官名。字书，缙，赤缯也。服虔云，夏官为缙云氏”。按：赤、夏均为南方的象征。如《周礼》卷四十：“南方谓之赤”；《仪礼》卷二十七：“南方赤”；《礼记》卷六十一：“南方者夏”。均可证。这还可从《史记·楚世家》记楚之先人居火正，为祝融一例，得到佐证。而当时的南方，正为“蛮”族所居。概言之，南方三苗之先曾掌缙云一官，并以此作为氏族名称。
三苗又是九黎之后。据《尚书·吕刑》孔颖达疏：“《楚语》云，三苗复九黎之恶，是异世而同恶也。郑玄以为苗民即九黎之后，颛顼诛九黎，至其子孙为三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礼记·缁衣》孔疏所载略同）另，韦昭也认为“三苗，九黎之后。”[2]
三苗与蚩尤关系密切。表现为：（一）三苗之君仿蚩尤制重刑之法。据《尚书·吕刑》载：“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注曰：“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为五虐之刑，自谓得法。蚩尤，黄帝所灭；三苗，帝尧所诛。言异世而同恶”。这表明，二者在制度上有因袭继承关系。（二）有的注家还进一步认为，蚩尤即九黎君名。如：《尚书·吕刑》注：“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唐陆德明《尚书释文》引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
此外，尚有把三苗与炎帝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如韦昭说：“三苗，炎帝之后”；[3]贾逵说：缙云氏，“炎帝之苗裔”。[4]但此说并未论证，则不足为据了。
总之，从三苗的世系说明：三苗之先为缙云氏，又为九黎之后，或说蚩尤即九黎之君。这一族系，史称为“非帝子孙”的“凶族”。即属非华夏族系统。
二、地望不同。记载三苗居地，首推《战国策·魏策二》所载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其它记载还有，《史记·吴起列传》：“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韩诗外传》卷三：有苗氏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当为‘汶’之讹）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在彭蠡、洞庭之野”。这些说法，虽不尽相同，但在最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即三苗聚居于洞庭、彭蠡之间。关于洞庭、彭蠡所在之地，则存在着不同看法。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案：“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南与青草湖连。彭蠡，湖名，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这是一种流行的解释，多为后世與地册籍所袭用。要言之，即在今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
另一说法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载：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按：淮，正义释为“读曰汇，今彭蠡湖也。”
三苗之族居我国南方，还有一些佐证。如《吕氏春秋2召类》：“尧战于丹水（高诱注：丹水在南阳）之浦，以服南蛮”。按：此“南蛮”又作“有苗”，《六韬》载“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5]可证。《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按，此“海”应为“蛮夷”之地意，《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即是，故“南海”即南“蛮”之地。《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三苗“其国近南岳”。可见，三苗不仅活动于江汉、荆州一带，甚至南及南岳、丹水、苍梧、南海之地。
总之，大量史料证明，三苗地处我国南方或华夏族之南。这也是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
三、三苗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表现为：
不同于华夏族的文化传。《尚书·大禹谟》：“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注曰：“狎侮先王，轻慢典教，反正道，败德义”。换言之，三苗并不崇拜华夏族心目中的祖圣“先王”，并不遵循华夏族言行准则的“典教”，并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
不同的装束。这历来是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外表。《淮南子·坠形训》：“自西南至东南结胸民、羽民、驩头国民、三苗民。”此文对包括三苗民在内的我国南方诸族的描写，虽带有夸张而神秘的色彩，但究其实，约略可见种种与华夏族穿戴不同的形象。又，《淮南子·齐俗训》：“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翦发，其于服一也。”按：“[髽]”，高诱释为“以[]束发也”。这说明，三苗与“中国”之人在头饰上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
不同的宗教信仰。孔颖达概括说：“三苗乱德，民神杂扰，帝尧既诛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绝天地相通，令民神不杂。于是天神无有下至地，地民无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杂也”；“《楚语》云，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家为巫史，民神同位，祸灾荐臻。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无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楚语》又云，司天属神，司地属民，令神与天在上，民与地在下，安上下之分，使民神不杂”。[6]笔者认为，究其实应是指三苗族与华夏族宗教信仰的不同。三苗盛行巫术，故称“家为巫史”。巫师能通神，可上达民意，下传神旨，后世巫蛊甚至可代鬼神任意惩罚人，致成“祸灾荐臻”。此即天神下地、地民上天，二者“相杂”之谓。直至解放前南方诸族还流行的巫术即其遗风。华夏族也崇拜上天神灵，并把天神推及至高无上的不容“侵渎”的地位。但人并不能与神接触，即所谓“绝地天通”，只能通过占问的方法，由天神通过各种不同的兆以示吉凶，然后卜史以兆判断天意。后代发展成天人感应论，即上天用怪异来谴责人间。而且，二者在祭祀形式上也是有别的。华夏族在祭祀时，凡“牺牺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等[7]都有专门的规定；显然，三苗族是不会按照这些祭仪行事的。这均表明，三苗族与华夏族的宗教信仰是不尽相同的。
不同的图腾崇拜。三苗崇奉蛇图腾。如，《山海经·海内经》载：“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食之，伯天下。”郭璞注：延维，“委蛇”。这支以大蛇为徽号的民族当是三苗之族。盛行蛇图腾正是有异于华夏族的南方“蛮”族（包括三苗在内）的一重要特征。
此外，从他族对三苗的态度，也可作三苗非华夏族系统的一个佐证。据《战国策·魏策二》载：“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东夷“不从”禹伐三苗一事表明：在禹与三苗的争斗中，东夷是站在三苗一边的。究其原因，应与东夷、三苗既是近邻又同属“蛮夷”族类不无关系。
概言之，从三苗的世系、民族属性而言，这是一个独具自己世系和民族特点的非华夏系统的民族；而其地域则在中国南部。即属于南方“蛮”族。
这里尚需弄清楚的是，三苗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呢？还是多民族联合而成的总称呢？笔者认为，三苗是由南方众多民族所组成的一个部落联盟的总称。其理由有二：
一是“三苗”一词本身就意味着非单一之谓。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三苗“可能是三个部落。”三作专指，理解似过于机械。三在中国古籍中通作多数解，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均约之以三。如《论语·微子》：“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即属此例。三为阳数，与九一样，常泛指多数。对此，汪中《释三九》[8]文已作过详细考述。又，《墨子·兼爱》引《禹誓》曰：“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按，今本《尚书》已逸此文。）即华夏族之“尔群”，对三苗之“诸群”。这说明，华夏族已融合成一个整体，而有苗尚是“诸群”，可证其非单一而是由诸多民族所组成。
二、南方地处崇山和溪洞之中，在当时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条件下，南方诸族要形成单一的民族整体，是不可想象的。这从几千年后，南方“苗蛮”尚处于“种类各殊”、“部落亦不一”[9]的状态中，可以得到证明。
---------------------------摘自吴永张的《三苗综议》[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

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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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苗社会
在我国传说时代，三苗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民族。
三苗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载：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据郑玄注《周礼》云：“金玉曰货，布帛曰贿”。按饕餮即三苗之君，这是历代注家的一致看法。三苗之君之所以能无节制地把社会物质财富攫为已有，并因此过着穷侈极欲的生活，这意味着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三苗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产品有了盈余，这才为三苗之君残酷剥削三苗之民提供了物质前提条件。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原有的氏族成员发生了贫富分化与阶级对抗。据载，饕餮“不分孤寡，不恤穷匮”；[10]“皇帝（指舜）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11]一方面是“侵欲崇侈”的三苗之君；另一方面是“孤寡”、“穷匮”、“鳏寡”的下民。原来氏族成员间的平等关系被不平等所取代。氏族酋长及氏族成员中的强者成为富有之人；而缺乏劳动力的弱者，则沦为穷苦之民。又，《神异经》载：西南有人，“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饕餮。”[12]这反映了弱肉强食的残酷掠夺过程。在贫富分化的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对抗。“鳏寡有辞于苗”，反映了“鳏寡”对“苗民”的愤怨之情。“民弃不保”[13]说明下民甚至走上了对抗与反叛的道路。这就是史称三苗社会内部存在的“民患”。
在贫富分化的基础上，早期的统治者与压迫者开始取代过去民主选举产生的首领。据《尚书·大禹谟》载：有苗昏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注曰：“废仁贤，任奸佞”。又，《神异经》也载：苗民“为人饕餮，淫逸无礼”。[14]原来被尊为“君子”、“仁贤”的人被撵下台，新的暴发户即所谓“淫逸无礼”的“小人”成了有苗社会新的主宰者。
三苗之君，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便制定了刑法。据《尚书·吕刑》载：苗民“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刖椓、鲸（注曰：三苗之主顽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杀戮无辜，于是始大为截人耳鼻、椓阴、鲸面以加无辜，故曰五虐。）……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注曰：三苗虎政作威，众被戮者，方方各告无罪于天，天视苗民无有馨香之行，其所以德刑发闻，惟乃腥臭。）”又，《墨子·尚同》也说：“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按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王刑”的首创者应推为三苗，周代制定的墨、劓、刖、宫、大辟“五刑”还可溯源于三苗。当然，由于文献不足征，我们尚不能下此断语。但由此而得出的下述结论，则是可信的。即：一、早在周代之前，三苗就已有了刑法，三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制定法制的民族之一。二、三苗的刑法是以摧残人的肉体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刑法。这一刑法，带有极端的残酷性，使整个社会充满了“腥臭”气味。但是，从此也可以看到，三苗之族早在远古时期就跨进了人类文明社会的门槛。在当时，人类只有付出惨痛代价以后，才赢得社会前进的。
随着经济、政治力量的增强，三苗为扩大地盘和发展势力，积极北上与尧舜禹相抗衡。关于这一过程，《尚书·大禹谟》孔疏作了集中的串述：“《吕刑》称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谓尧初诛三苗。《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谓舜居摄之时，投窜之徂征，是三苗之民往干王诛之事，禹率众征之，犹尚逆命”。可见，这场斗争经尧、舜、禹三世，历时之长久。而且，斗争是极其激烈的，据《淮南子·修务训》载：舜“南征三苗，遂死苍梧”；高诱注：“三苗之国在彭蠡，舜时不服，故往征之，舜陟方乃死。时舜死苍梧，葬于九嶷”。司马迁也采用了舜崩于苍梧之说，虽然他把死因说成是“巡狩”，但“巡狩”也可以是“征”的代名词。可见，《史记》所载可作为《淮南子》舜征三苗而死之说的佐证。至于舜葬苍梧九嶷山的记载更是史不绝书。如《皇览》、《山海经》、《括地志》、《帝系》诸籍均有记及。可证，《淮南子》所载，当是有所本的。虽然，尚不能因此定论，但作为三苗与舜斗争极为尖锐的材料来看待，则是可取的。因为大量记载也证明：尧、舜、禹时期，确实是把三苗作为重要的外部威胁之一而认真加以对待的。
三苗与尧、舜、禹矛盾的核心，是争取入主中原的统治权问题。据《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条下，郭璞注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博物志》卷八、《太平御览》卷七九○所引《外国图》也有相类记载。换言之，尧以天下不传子丹朱而让舜，三苗反对这一做法，与丹朱结成联盟，与尧决战而败。联系三苗的社会阶级分化比较严重的历史事实，故其支持和拥护家天下世袭制，反对天下为公的禅让制，这是合乎事物发展逻辑的。如果郭璞、张华等人所说不谬的话，那末，三苗之君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早于夏禹主张传子不传贤这一在当时属于新制度的代表人物了。归根结底，三苗公开向中原地区的尧、舜、禹首领挑战，意在争取充当全国部落总联盟的盟主。
从三苗的社会经济、阶级、政治、刑法制度及对外主张来看，当时三苗的社会历史发展程度并不亚于尧、舜、禹社会，其势力的强大地也可与尧、舜、禹相匹敌。对于三苗社会的先进性，前人也有见及。如《古今图书集成》的作者就曾称赞过古代三苗的政治制度。该书在“边裔典”的按语中写道：“马禹誓辞数苗之罪，谓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则是时之苗盖有国都、官属，但其用舍颠倒耳。”该书作者甚至认为，这比清代“无定居、无常业、不相统属”的某些落后的苗族地区而言，还要高出一筹。但是，这样盛极一时的三苗，终于被华夏族征服了。据《墨子·非攻下》载：禹与三苗决战，“苗师大乱，后乃遂几。”从此，就逐渐从中国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其奥秘何在？笔者以为，究其内部原因，不外有二，即失之于不“德”和恃“险”。具体分析如下：
一、内部矛盾重重，削弱了自身的抵抗力量。据《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对魏武侯论及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原因时说：“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三苗恃险，“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史记·吴起列传》也载：吴起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德义不修，禹灭之。”换言之，吴起认为，三苗氏之亡，在于“为政不善”、“德义不修”。这是千古的论。正如上述，三苗之君对其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致使三苗君间存在着严重的对抗。舜时，禹在攻打三苗的誓师会上，也正是打着吊民罚罪、救民水火的旗帜。如《尚书·大禹谟》载：“肆予以尔众土，奉辞罚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周书》史记篇对三苗灭亡的根本原因，更作了集中的概括：“外内相闲，下挠其民，民无以附，三苗以亡。”
二、地处崇山和溪洞之中，限制了南方诸族牢固联盟的形成和发展。南方诸族多生活于依山傍水之中，即所谓据有“河山之险”。这种地理环境，对三苗势力的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
有利的是，这种地形易守难攻，三苗可以此为屏障作长期而顽强的抵抗。对此，清严如煜在《苗防备览·风俗下》中作过专门的论述：“《书》载，舜摄政之初，四罪而天下咸服，三苗其一也。当尧之时，苗盖负固不服。及禹受命，总师二帝相承六十余年，从欲以治，四方风动，天下不复有寇贼陡宄矣，而苗民逆命，犹劳徂征。蠢尔蛮民，何易嚣难靖如此也？窃尝深究其故。苗人种类繁多，分处溪洞间，地势阻深，人迹罕到，文学不通，为声教所难及，故虽以二帝之圣，欲其革面洗心，必迟之又久而后能也。”这段话，若撇开其民族偏见而论，把“地势阻深”并因此造成的民族隔阂作为三苗“迟之又久”而后服的原因，倒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这种地理环境也造成重大弊端，正是山川之险，使之不易形成比较牢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联盟。当三苗盛时，虽可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暂时把众多部落团聚在自已周围；但是，一旦内部矛盾尖锐和强大的北方华夏族倾力南下时，这种联盟就易于土崩瓦解。所谓“三苗大乱”即是。因为这种联合终究是缺乏彼此联系较为密切的经济基础的。这也是三苗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尧、舜、禹对三苗之策 三苗对华夏族尧、舜、禹部落联盟，采取或“臣”或“叛”的态度。就是说，三苗除了军事对抗外，也曾臣服。所谓“臣”，就是加入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并承认其盟主地位。如《左传·昭公元年》载：季武子伐营，时诸侯会盟，楚欲戮其使叔孙豹，赵孟请诸楚王：“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树之官，举之表旗，而著之别令。过则有刑，犹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壹乎？”孔颖达对此议道：“昭元年《左传》说，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三凶皆是王臣，则三苗应是诸侯之国入仕王朝者也。”[15]
针对三苗时臣时叛、若即若离的状况，尧、舜、禹除采用军事镇压外，也辅之以其它制裁或抚纳的手段。即：
一、放逐迁徙。据《尚书·舜典》载：“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皋陶谟》也载：禹曰，帝舜时“何迁乎有苗？”这表明舜曾对三苗取放逐、迁徙之策。有人以为，把三苗迁徙至三危（今甘肃敦煌）之后，南方的三苗就不复存在了。其实不然，这里所迁三苗主要是指三苗之君及其上层集团。当时三苗地域如此之广，要举族迁徙是难于想像的。退一步而言，即使举族迁之，遗漏的三苗族人仍可繁衍发展下去。《章氏丛书·检论·原氏》论述：“当尧之时，三苗不庭，遏绝其世，窜之三危，其遗种尚有。”章太炎的见解是正确的。此外，关于“窜”，《尚书·舜典》孔疏作了下述诠释：“三苗之君，窜之西裔，更绍其嗣，不灭其国。”《尚书·大禹谟》孔疏进一步指出：“鲧既殛死于于羽山，禹乃代为崇伯，三苗亦窜其身而存其国。”孔颖达把“窜”理解为放逐其君、更立后嗣而存其国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其目的在于：使三苗之君与三苗之民分隔开来，以达到限制和削弱三苗势力的目的。但对流徙者，也为其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使之安居乐业，不再构成威胁。据《尚书·禹贡》载：“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注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从此，这支三苗族人“安定”下来，一说由此繁衍成后世的西羌族。
二、区别对待。据《尚书·舜典》载：经考绩，“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注曰：“才绩法明，众功皆广，三苗幽暗，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从，善恶明”；孔疏：“北者言相背，必善恶不同，故知三苗幽暗，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从。俱徙之则善从恶，俱不徙则恶从善，言善恶不使相从，言舜之黜之，善恶明也。”意为：根据三苗“君臣”对以舜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的顺、逆态度加以甄别，提升其善从者，罢退其恶从者，“善留恶去，使分背也”，以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
三、另择首领。据《尚书·吕刑》载：三苗杀戮无罪，“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注曰：帝尧“哀矜众被戮者之不辜，乃报为虐者以威诛，遏绝苗民，使无世位在下国也”；《尚书·大禹谟》孔疏：“谓诛叛者绝后世耳，盖不灭其国，又立其近亲绍其先祖”。按，在父权制的原始社会后期，由子女继承父亲的财产与权力，这是正常现象。但尧却不仅对叛逆的三苗之君加以诛杀，而且不许其后世继位，即所谓“无世在下”，而另择对尧恭顺者为君，以便于尧对三苗的操纵控制。
四、不得就官。《尚书·益稷》载禹自述己功时说：“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注曰：“九州五长，各蹈为有功。惟三苗顽凶，不得就官，善恶分明”。就是说，禹对四方“蛮夷”，均立为“长”，唯独凶顽不恭的三苗，“不得就官”。因为蛮夷酋长本已存在，所谓立“长”，只是承认其既成事实而已，这大概是后世的“宠以爵禄”的意思。所谓“不得就官”，也并非禹剥夺了三苗的酋长地位，只不过不承认其酋长名号或不给予封号罢了。这样，三苗之君就不能利用禹的封号以重其威权，以易于统摄其部属。可见，禹规定三苗“不得就官”，是作为削弱或动摇其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
五、强迫同化。据《吕氏春秋·召教》载：“舜却有苗以更其俗”。舜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消除三苗族类的民族意识，便于其驱使和奴役，并防范反抗活动。但是，客观上却有利于三苗族接受较高的华夏族文化。当时，由于三苗与华夏的交往日益频繁，大批三苗族人加入到华夏族的行列中去。这一更俗措施，实际上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进程的作用。
六、怀柔招抚。尧、舜、禹对三苗除采用军事镇摄和强制措施外，并施文德，即后世所谓“恩威并重”。据《尚书·大禹谟》载：舜时，禹率师讨三苗，“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注：干，[]。羽，翳也。皆舞者所执。修阐文教，舞文舞于宾主阶间，抑武事。）七旬，有苗格（注曰：讨而不服，主讨自来，明御者必有道。）”《战国策·赵策二》、《史记·赵世家》也载：“昔舜舞有苗”。换言之，舜时，用武力未能征服三苗，而施以“文德”、“文教”，则三苗“自来”。又，《韩非子·五蠹》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止德不厚而进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诗外传》卷三载：有苗氏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氏请服。”此二则材料，与《尚书·大禹谟》所载稍有差异。其别在于：首先提出以“德”、“教”感化三苗乾，前说为益，此说为舜。后世中央王朝采取的“怀柔”、“抚纳”、“羁縻”等“御蛮之道”，可溯源于此。
尧、舜、禹上述各种做法，与军事镇压并施，达到了削弱并最终战服三苗的目的。
[1] 本文凡引《尚书》注，均指据传的孔安国注。
[2] 见《国语·楚语》注。
[3] 《尚书·吕刑》孔疏引。
[4]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
[5] 见《汉学堂丛书》辑。
[6] 《尚书·吕刑》疏。
[7] 《国语·楚语》。
[8] 见《术学》卷一。
[9] 田雯：《黔书》卷一
[10] 《左传·文公十八年》。
[11] 《尚书·吕刑》。
[12]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
[13] 《尚书·大禹谟》。
[14] 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九。
[15] 《尚书·舜典》孔疏。
                                                            ---------------------------摘自吴永张的《三苗综议》
[em03]终于转完了。

唔

鲧禹治水神话新探
现在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流播于全球的洪水神话渊源于真实发生过的水灾的记忆，或多或少包含着历史的事实[1]。也就是说，对于洪水神话，欧赫美尔主义（euhemerosism）应该是部分适用的。鲧禹治水是中国最著名的洪水神话，其所隐含的史实对我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很可能就是由于这场洪水，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此一神话的历史背景，对其中的细节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
从文献上看，最早记载鲧禹治水神话的莫过于《尚书·洪范》：其云：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其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同是《尚书》，《尧典》是这样记载此事的：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於！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另外《山海经·海内经》对此也有记载，其云：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可以看出，同是《尚书》，对此事的记载已经开始发生分化。根据《洪范》中箕子的话推测，鲧治洪水没有得到“帝”的批准，而根据《尧典》，鲧治洪水是得到了四岳的推荐，尧帝曾提出异议，最后还是批准了鲧去治水。第一种说法与《山海经》的记载比较接近，显然是较为原始的说法，第二种说法很明显已经带有后世国家制度的痕迹，应该是较为后起的说法。
自从上个世纪98年长江大洪水以后，我们对洪水的有了较为直观的了解。98年时“人不给水以出路，水就不给人以生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这则著名的洪水神话，无疑会有全新的理解。
我对鲧禹治水神话的新解释基于两个假设。第一个是历史学的假设：我想象、理解中的鲧禹时代，黄河流域尚未成为一个统一体，而是由许多部落画地而居，部落之间的关系最多也是松散的联盟。这不是什么新观点，应该属于常识。第二个是音韵学上的假设，我认为鲧与共工是同名异记，鲧在上古音中属于见母文部，共属见母，工属东部，两者是非常接近的。急读则为鲧，缓读则为共工。两者的读音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域差异引起的。这虽然是一个新观点，但我自信也并不牵强。因为并不仅仅是由于“鲧”与“共工”在读音上相近，更是由于他们两人的事迹惊人的一致，在此，有必要作较为详细的论证。
首先，在历史记载中，共工和鲧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共工也同样用堙堵洪水的方法使天下受害。《国语·周语下》记载：“昔共工……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淮南子·本经》篇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遍流，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树木。”徐旭生说，有关共工氏的传说几乎全和水有关 [2]，此说极是。即便是最为人熟知的《淮南子·天文篇》中的记载：“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照样是对水流东南的神话性解释。
第二，鲧是为祝融所杀的，上引《山海经·海内经》就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而共工也曾与祝融发生过战争且不胜。《史记会注考证》引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云：“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当然，文献中记载的更多的是共工与颛顼的争斗，如《淮南子·天文篇》云：“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兵略篇》又云：“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史记·律书》亦云：“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平水害。”但这与和祝融战并不矛盾，因为祝融本是颛顼之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山海经·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颛顼之都在今濮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又引《皇览》说：“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顿门外广阳里中”，《山海经·海外北经》郭璞注云：“颛顼号为高阳冢，今在濮阳，故帝丘也。”而祝融的后裔，己姓之昆吾，彭姓之豕韦，都在或曾在濮阳住过。据此，与共工作战的主力应该是处于濮阳的昆吾与豕韦部落，他们声称自己是颛顼之后也没有错。
第三，他们的结局相同。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已是为各种文献所记载的：《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七年也云：“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而共工也有入渊之传说：《淮南子·原道》篇载：“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
第四，两人都有一个平治九州的儿子。禹是鲧的儿子是大家所熟知的，《国语·鲁语》“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这里的九有、九土都是九州的意思。虽然名字与大禹不一样，但其事迹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能想象在同一时代有两个人都平治了九州。显然，他俩实际上是一个人。
综上所述，共工与鲧的事迹实际上只是同一史实的分化。洪水神话在不同的氏族、部落、地域中传播，当地民众对主人公有不同的态度。在“鲧”系统的传说中，对“鲧”抱有同情态度，将他描述为一个治水不成的英雄，如《离骚》中就有“鲧婞直以亡身”这样的说法；而在共工系统的传说中，则将它描述为一个引发洪水的祸首。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事实我都同意徐旭生先生的看法。我认为，徐旭生先生对这次洪水的研究只差一步就已经直指历史的真相了，现在我们就来完成最后一步工作。
二
在《山海经》的记载中，我一直有一个疑惑，鲧治水失败，为什么会由祝融去杀他？在尧帝时代，祝融并不是职掌刑罚的，职掌刑罚的是皋陶。下面我试图来解开这个疑问。
首先，我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鲧（共工）是采用“堵”的方法来抵御洪水的，《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说：“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也就是《国语》中所说的“堕高堙庳”，即将高的地方铲低，低的地方垫高，主要的方式是“堙庳”。这在各种记载中均无异义。堙塞的具体方法应该是加高河道的堤防，照徐旭生的说法是类似于筑土围子一样的方法。所以，在历史传说中，鲧还是城郭的创作者。《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礼记·祭法》正义解“鲧”，引《世本》说他“作城郭。”《水经注》卷二“河水”下引《世本》说：“鲧作城。”[3]这里的城，我的理解就是护卫部落聚居地的高堤，目的是抵御洪水。
然而，这种治水法却引起了其他诸侯的不满，这也是文献材料所明言的。《淮南子·原道》篇说：“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畔之，海外有狡心。”按照上引《国语·周语下》的说法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结果是“害天下”，所以“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联系《淮南子》的说法，弗助的庶民、反畔的诸侯应该都是外族人，与鲧不是同一部落。为什么用“堙“的方法会引起其他诸侯的不满呢？我们来看看鲧（共工）部落所在的地域。
共工部落的聚居地当在共地。上古称为共的地名和国名共有五处。即：1、《路史后记·共工氏传》云共工氏建国在莘、姺之间，在今河南陕县境内；2、《山海经·北次三经》说：“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虖池。”当在今山西省五台县境内。2、《中山经》说：“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水经注》卷四《河水下》引此文，并说：“今诊蓼水，川流所趋，与共水相扶”，是以蓼水为共水，在今山西西南隅，芮城县境内。3、《中山经》次六说：“长石之山……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水经注·洛水下》曾引此文。地在河南新安县境内。4、《诗·大雅·皇矣》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这个共可能在在今甘肃泾川县境内。5、《汉书·地理志》有河内郡共县，班固自注“古国”，其地为今河南省辉县[4]。
徐旭生的看法是共地在今辉县境内，此地有入河的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黄河在此处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后来共水竟成为一公名——洪水[5]。这个说法有很多优点，最重要的优点是，历代水患全是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缺点是：除了《汉书》这一后起的材料之外，共工居辉县，没有其他的材料作为佐证。
如果将鲧与共工视为一人，那么，我们的材料会更多一些，线索也会更多一些。鲧的封地在崇，这是古代文献中较为一致的记载，只不过这个崇倒底在什么地方，却有如下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较为普遍的说法，即认为这个“崇”是崇山，今名嵩山，在河南省登封县境内。第二种是崇侯虎之崇国，在今陕西鄠县东，此崇为商之属国，与鲧并无关系，已是定论，可置不论。第三是赵穿所侵之崇。《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云：“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此地虽说不能确指，但王夫之《稗疏》云：“此崇国必在渭北河湄，虽与秦，而地则近晋。”这种说法是非常可信的[2]（P140-144）。渭北之晋地为什么会有“崇“这一地名，大概是鲧部落的的迁居有关。虽说鲧是禹的父亲有些可疑，但鲧与夏族必然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据考古发掘业已证实，山西省西南部应该是夏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大夏故墟约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地区，亦即夏初禹都故地，故有夏虚之名。所以，一般认为在鲧与禹之时，夏人有过一次迁徙，从河南的伊洛地区迁居到了山西的西南部。
据此，我觉得鲧部落之聚居地以与芮城境内之共水为是。“赵穿侵崇”之崇地应该不出芮城之范围。二里头文化的类型之一东下冯遗址离芮城甚近。芮县北部的永济、运城、侯马、闻喜、新绛、襄汾、绛县、临汾，都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遗址[6]。鲧在芮城设堤筑坝，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共水下游的部落居民。
黄河下游的洪水，主要来自中游三个河段，即河口镇至龙门间（简称河龙间）；龙门至三门峡间（简称龙三间）；三门峡至花园口间(简称三花间)。这三个区间产生的洪水是构成下游洪水的主体。上述三个不同来源区的洪水，组成花园口站三种不同类型的洪水：一是以三门峡以上的河龙间和龙三间来水为主形成的大洪水(称为上大洪水)。如1933年洪水，陕县站实测洪峰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1843年大洪水，据调查估算陕县站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每秒。这类洪水具有峰高、量大、含沙量大的特点，对下游防洪威胁严重。二是三门峡以下三花间来水为主(称为下大洪水)。如1958年花园口站实测洪峰流量22300立方米每秒和调查的1761年花园口站32000立方米每秒洪水。这类洪水的特点是涨势猛、洪峰高、含沙量小、预见期短，对黄河下游防洪威胁最大。三是以三门峡以上的龙三间和三门峡以下的三花间共同来水组成(称为上下较大洪水)。如1957年及1964年洪水，花园口站流量分别为13000立方米每秒和9430立方米每秒。其特点是洪峰较低，但历时较长，对下游堤防威胁也相当严重[7]。因此，如果在这一区段内堵塞支流不让其泄洪的话，对下流的危害可想而知。

唔

那么，祝融部落又处在什么位置呢？
祝融部落的原居地是在郑，即今之河南省新郑县。《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郑，祝融之虚也。”他的后人分为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所居住的地域散布很广，大致上包括今之河南许昌县、濮阳县、温县、范县、山东定陶县（祝融部落董姓之鬷夷族所居）、邹县，莒县、江苏徐州（彭姓氏族）等地，最远达到湖北。古代的黄河在下游地区分为东西二渠从豫北向东北方向流入海。东渠在濮阳以北的内黄县。今县内有黄河故渎，这条故渎虽然不一定是夏商时期的河道，但夏商河道当距此不远。所以，祝融八姓基本上都处在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黄河在几千年来经常改道的地方[8]。
据传说，共工堙堵洪水之后，受害最大的是空桑，空桑何在？《山海经·北山经》中载有空桑，其云：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虖陀。

《山海经广注》吴任臣注曰：“空桑有二，《路史》云：‘共工振滔鸿水，以薄空桑。’其地在莘、陕之间。伊尹，莘人，故《吕氏春秋》《古史考》俱言尹产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陈留三十里，又有空桑涧，史称‘帝揄冈居空桑’，《归藏》、《启筮》云‘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即此空桑也。兖地亦有空桑，其地广绝，高阳氏所尝居，皇甫谧所谓‘广桑之野’。上古有空桑氏。又《春秋演孔图》及干宝所记：‘孔子生于空桑’：皆鲁之空桑也。”郝懿行说还有一个空桑在赵、代之间。也就是说至少有四个地方称为空桑。1、在莘、陕之间。2、在陈留。3、在兖州。4、在赵、代之间。我认为以陈留说为是，亦就是莘地，在今定陶附近。此地的西北是温县、北面是濮阳、范县，西南是许昌，东北为定陶、邹县，东南为彭城，也就是说基本上处于祝融八姓诸部落的中心地区。洪水振薄空桑，受害最大的无疑是祝融部落。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起兵攻打处于上游之鲧（共工）部落，最后将其流放。
鲧所流之地为羽山。羽山何在？《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无草木，多蝮虫。”郭璞注云：“今东海祝其县西南有羽山，即鲧所殛处。计其道里不相应，似非也。”吴任城注：“《禹贡》注‘羽山在郯城县七十里’。《十道志》：‘羽谭一名羽池，东有羽山’。《郡国志》云：‘钟离泳城有羽山，其水恒清，牛羊不饮。’刘会孟曰：‘淮安赣榆县有羽山。’《经》所记，未详是非。”据我推测，应该是在居住在最东面的祝融八姓所控制的区域，似以郯城县为是。
综上所述，推测当时的历史事实大约是：以鲧为首的部落在共地（今芮城县）用堵的方法防止洪水的入侵，使得黄河无法从北向的支流泄洪，导致河水改道，泛滥成灾。首先受难的，是处于黄河中下游的祝融系统诸部落。于是，以昆吾、豕韦等为首的祝融氏族，从濮阳西攻，最后流放了鲧。
三、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卡尔·魏特夫在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采用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框架，提出了“治水社会”的学说，认为正是由于东方的大河治水工程才使得东方专制主义有了产生并最终确立的前提。我觉得魏特夫的这个学说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
鲧被杀之后，接着治水的是大禹。关于大禹的各种记载，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王夫之、徐旭生都论及大禹的工作主要是将原有的河道加宽加深、顺自然形势而加以疏通，很少有大工程的开凿。我进一步觉得，大禹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黄河中下流各部落之间通过政治、外交，乃至武力等等各种手段，说服各个部落消除各自障水之堤坝，让河水能够畅通地排泄。禹能够承担这一重任，与他的身份有关，据《史记·夏本记》索隐引《系本》载：“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国。”有辛氏即有莘氏，其地有多说，大体上在今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说，禹是黄河上下游部落联姻的结果。由他主政，能够较容易协调上下游之间的关系。我们顺便提一下，黄河中下游之间的各种形式的部落结盟可能不始于鲧时。我们知道，从考古类型学上分析，新石器时期的黄河中游与黄河下游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区。黄河中游的序列是前仰韶文化（公元前6000——前5400）——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河南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黄河下游的序列是青莲岗文化（前5400-前4000）——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山东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虽则考古学者认为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具有地区性的区别，但中游地区在文化上受到下游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这表明这一时期两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个联系的纽带我认为就是黄河，为了防洪和灌溉，两地的部落必须与联姻等方式互相依靠。
自从这次洪水以后，人们痛感黄河中下游流域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的情形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进行协调，因此，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推而论之，夏商周三代的政权包括春秋年间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的诞生，均与协调黄河上下游关系这一需要有关。夏商周三代的交替与争斗，基本上属于大河中游与下游之间的争斗。夏朝的诞生，我们说过了，是出于治理黄河洪水的需要。尽管鲧被流放，但中游部落还是占了上风。据《史记·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史记·正义》引《帝王记》云：“禹禅舜，禹即帝位，以咎陶为最贤，荐之於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皋陶生于曲阜，皋陶之后或在英、六，或在许，总之，是在黄河下游。从这条记载中，我们推测黄河中下游的这个部落共同体开始订立的制度应该是采取“轮流执政制”，即中游与下游的部落轮流执政。这种制度在民族学的调查中有着极多的例子，英国剑桥大学教授Jack.Goody指出：在这种制度之下，其继位诸组常有二分的倾向，一边的首领为王的时候，另一边的的首领便当其副手。但是中游部落破坏了这种制度 [3]（P61-66）。轮流执政制的破坏，也标志着专制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以后夏朝的几次重大变故，如益、启之争、夷羿、寒浞与夏的争斗，都与这轮流执政制的破坏、单一政权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早就说过这是华夏与东夷之间的矛盾，徐旭生也深表同意。据我看，说是两个文化集团之间的矛盾尚没有抓住要害，关键是大河上下游之争。
商汤始兴于亳，亳地一般认为是在今河南濮阳。他在亳地会合了诸侯，然后，溯黄河而上，战夏桀于鸣条。这里一定要提一下商汤的重要助手伊尹，他出生于空桑之有莘氏。据载，他也善于治水，《管子·地数篇》说：“伊尹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筴。”据此，商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就是治水。在这场争斗中，下游部落占了上风，从此，黄河中下游置于一个统一政权的管理之下。
周人自迁居到渭水流域之后，稳步发展，渐渐向四面扩张。周人东扩的关键一步，便是虞（山西解县）、芮（今山西芮城县）的归服。这两个小国为争地取决于文王，入周见耕者让畔，惭愧而去。周人势力进入黄河中游。自此之后，周族在东方的发展势如破竹，不可阻挡。直到观兵孟津，决战牧野。钱穆极力主张周族渊源于山西西南部，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与夏朝一样，又是黄河中流之部落政权统一了下游。
东周以后，周天子地位日降，没有控制诸侯的能力。齐桓公乘势而起。据《孟子·告子下》记载，僖公九年（前651），桓公率诸侯在葵丘会盟，第五命就是：“无曲防，无遏粜，无有封而不告”，试图通过“无曲防”的禁令来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可见霸主的重要职能是协调中下游的关系。齐桓公的称霸，是下游的势力战胜了中游。齐桓公以后，晋文公称霸，下游之郑、宋、卫、曹等纷纷依附，中游再次战胜下游。可见，由于黄河这条河流的特殊性，必须有一个能掌控中下流的权力核心。整个先秦的政权兴替史，都可围绕着此点着眼。当然，对此，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细致的探讨。
注释： <HR align=left width=\"33%\" SIZE=1>[1] 可以参看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著、苏秉琦译《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入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附录（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
[2] 同注1，第137页。
[3] 同注1，第144页。
[4] 同注1，第47页。
[5] 同注1，第137页。
[6] 孙淼：《夏商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06页。
[7] 《黄河防洪概述》，资料来源，http:www.yellowriver.gov.cn
[8] 有记载的黄河决口改道，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起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在这两千多年间，改道共有26次。大体上以孟津为顶点，在北抵津沽，南达江淮的广大平原上，都是黄河决口改道迁徙的地方。遗留下的故道几乎遍及黄、淮、海平原，但多数由于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而湮没。当今最著名的黄河故道为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的明清故道。
                         ----------------------------摘录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em01]希望不会被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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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辛苦鸟～
三苗部落的名气似乎没有蚩尤的九黎部落名气大～
人家九黎部落的老大蚩尤后来成了动漫和游戏里的终极ＢＯＳＳ～
三苗要努力啊～
[em05]